6月驕傲月特備節目 · 凝視的轉換
從酷兒理論到女性主義：性別位置的信仰、質疑與重構
——樹蔭使者 × 黃曦
我們都對彼此說了同一句話：我不是學院派。她說她不是學院派的女性主義者，我說我不是學院派的酷兒理論者。但我們都是為電影寫作，這個巧合，後來成了整場對話最誠實的起點。
從情欲切入的女性主義
我
來台灣十年，我從一開始就在書寫男同志的處境。男同志族群幾乎習慣性地以情欲作為討論的入口——那是我們最先被准許談論自己的語言，可能也是最先學會的反抗語言。你接觸女性主義的契機，恰好也是從情欲切入的，是大學的「色情片分析」課程。這條路徑和一般人想像的女性主義啟蒙很不一樣。你怎麼看？
黃曦
起初是性別與性別權力，先是影響著我的生活經驗，諸如我自小被教育女生的內衣褲不能晾在公共陽台，或是月經來潮時如需更換衛生棉，得要將衛生棉放在一個小袋子裡再去廁所——我一開始是對「性別」感到困惑，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生活習慣，為什麼要跟生理男性有所差異，而面對尋常的生理需求，我卻得要遮遮掩掩的。
後來升上大學，我在一堂「色情片分析」課程，課堂上經由BDSM（Bondage and Discipline, Dominance and Submission, Sadism and Masochism）的展演與色情電影的分析，加上我特別喜歡日本新浪潮電影，於是選擇深入研究日本「粉紅電影」（ピンク映画）。
日本影界的「粉紅電影」以極高佔比的性愛場面著名，製作條件多為低成本、短製作期，大部分粉紅電影幾乎是直接拍攝，比如借於現成場景拍攝、運用自然光影等；更深入研究便發現，在當時「性」與「革命」是連在一起的。這個意思是，「粉紅電影」某程度上是透過低成本工業的呈現，提供對大寫敘事的批判、反抗，而「情慾」本應並無大寫、小寫的區分，實則為可雙向流動的場域——這也和BDSM的政治性是一樣的，亦即在性／性慾流向他人之前，我們必須先有同意的框架，區分傷害與愉悅的框架。
從這裡回頭看，我想我是先理解了「情慾」之後，才回頭開始觀看在生活、電影裡的男性凝視、鏡頭慾望，以及女性被物化的亙古處境。
BL、腐女與凝視的政治
我
BL源自日本，我曾公開寫過，它在某種程度上有消費男同志的成分。之前腐女跟男同志在網路上吵架，男同志覺得被消費。但有個女性朋友跟我說，BL其實是部分女性拿回「凝視權」的方法。這句話說服了我。你怎麼看？
黃曦
我可以理解這樣的觀點，不過我們或許可以用兩個角度來看。第三波女性主義之後，我們的「任務」是要奪回（被）慾望的主體性，而此前的女性主義之「任務」，則可說是在「批判」情慾——不過這是結果論。這其實是因為，「性」很大程度地和權力被綁在一起，亦即服膺於權力看似是臣服於慾望，而權力又是慾望的、父權的。
不過，如果從本質上來看，女性主義的真諦是平等和自由，即使我們在不同階段都會有階段性的倡議任務，理念一直以來都是一樣的，至少我是以「作為一個自由、平等的女性主義者」為榮，而不是「作為一個透過『掠奪』以奪回權力的女性主義者」為榮。
在這件事上，我們或許可以舉一個例子。1980年代美國女性主義者安德里亞．德沃金（Andrea Rita Dworkin）認為色情是對女性的傷害，但色情是不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呢？如果我們透過固守性別本質的模式，並以此視為「奪回權力」的體現，是不是又再次將「性別」給標準化了？更甚者，如果我們將「BL其實是部分女性拿回『凝視權』的方法」往下拆解，會不會發現這其實再次複製了父權的凝視，進而可能壓迫了邊緣化者呢？這就很像，我們如果以「結果論」直接視「情色／色情」即為性別不平等／性別暴力，那我們是不是將性工作者、SM實踐者邊緣化，推向了中古世紀女巫的位置呢？
當然，我也認為性別本質論有時會是必要的倡議手段、策略，比如《蝴蝶君》（M. Butterfly）透過西變東、女變男達到一種顛覆性，但在實際的社會運作底下，我們的權力究竟會不會邊緣化了其他族群？我認為在現實生活裡，我們不能去脈絡化地只談論結果，而忽略了歷史脈絡。
不熟悉的凝視——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
我
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是我學習用女性視角看電影的開始，也是一次困惑。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是失望的，直到幾年後在一場膠卷放映裡才意識到自己錯在哪裡——那不是電影的問題，是我的凝視出了問題。我後來拆解那種陌生感：我那麼深愛《因為愛你》，是因為導演也是男同志，他建構女同志情感的方式和我慣常的觀看位置接近。而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的凝視是女性的、女導演的，我的身體對它是陌生的，我把那種陌生誤讀成了失望。但我的電影性別研究老師非常不喜歡這部片，認為它最後收束於古典主義——女主角的情感化作一幅畫掛進博物館，而博物館本身就是父權凝視的場域，也有人說：你不能用主人的工具拆主人的房子。你怎麼看？
黃曦
早初，在西方油畫傳統中的裸體女人，即使裸體但其身上依然包裹著「文化」，背後更預設著男性觀者，而當文化外衣得以褪去時，觀看的政治的確會被改寫，被畫者的能動性也將有所不同。因此，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理解，我想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是成功的。
然而，我還是不那麼喜歡這部電影。的確，我們不能用主人的工具來拆主人的房子，且這部電影依然建立在「浪漫愛」之上，父權思維依然隱含其中。電影裡的角色即使為生理女性，但她們之間依然有所投射，以及關於忠誠與否、誘惑與否的呈現，我們不能因為在女性之間的凝視裡感到愉悅，就認為這背後沒有權力關係。
而我們會認為它是一部成功的女性主義電影，會不會其實也是結果論的判斷呢？因為片中幾乎沒有男性角色，且主創多為生理女性，我們不能只是因為「全女」就認為其中並無任何問題，這樣的思考依然是先有了「性別」，接著才以「性別框架」來進行思考。
但是如果談回「電影」這樣的形式，我想我還是能理解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作為「商品」之時，它的確不能只是以「女性主義理論」來建構，可能還得思考女性主義該如何通俗化，或者我們是否能透過後現代的戲仿來進行解構，而這或許也是女性主義者當今的困境——亦即，我們如何接受大眾文化（父權）對女人的影響，並且某程度上接受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，那麼這時候我們能如何「掰彎」「主人」的「工具」，或許就是我們現階段的目標了。
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的摩擦
我
我的電影性別研究老師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，她認為當代酷兒族群——這裡以男同志為例——反而落入了另一種內部規訓：不談情欲是奇怪的，不扮演1號或0號的角色會受到嘲諷。酷兒理論本來是對「正常」的抵抗，最後卻生產出了另一套正常。而我發現，女性主義反而更包容。
黃曦
某程度上認同自己是「酷兒」身分，不直接等同於在政治、美學上是反對父權的。在同婚運動的階段性倡議中，為了要快速被大眾理解、爭取大眾認同，我們會訴求「同志跟異性戀一樣『正常』」，不過這就會將BDSM實踐者、跨性別者、多邊關係者等族群排除在外，且建立出新的階級。而女性主義本質是反對父權的，兩者在對抗主流異性戀的婚家制度時是盟友，但目標不一定完全相同，亦即「女性主義」是理念。
我
了解。並非女性就是女性主義者，也不是同志就是酷兒理論支持者。我也曾被這個困境逼到邊界——有一次在網路上，我與一個腐女讀者爭執「無性戀男同志是否存在」，一個浪漫傾向指向同性、但對任何人都沒有性吸引力的人，我身邊確實有這樣的朋友。對方立刻要我提供數據、理論和論文。那個當下我站在一個奇怪的位置上：一個用生命經驗說話的人，被要求用論文來證明那個經驗的合法性。如果這個身份在學術論述裡尚未被充分記錄，它就不存在嗎？
頭髮、審美與被規訓的慾望
我
說到理論如何回到生命經驗——男同志在擇偶時對外形的要求往往比異性戀市場更為嚴苛。男同志社群流行一套極短髮的審美標準，我偏好中短捲髮，甚至會刻意去燙，但在擇偶過程中屢屢因為這個遭到篩除。這讓我意識到，髮型長度本身也是一種規訓。更深的問題是：我一直以為自己在抵抗規訓，但在這裡，我既是規訓的受害者，也不自覺地內化了那個標準的邏輯。
黃曦
我以前還在讀書時期，學校是有髮禁的，女生要留西瓜頭，男生要剪三分頭。
但是自古以來對「頭髮」的規訓一直在改變，希臘神話裡的梅杜莎被視為性慾的象徵，在《哈姆雷特》（1623）和《廣島之戀》（1959）則是以剃髮作為懲戒，但到了二〇年代短髮蔚為風潮、六〇年代短髮象徵自由、九〇年代摩登幹練。「短髮」作為父權系統的象徵，審美總會不斷地回應社會當下的控制。
某程度上，我們的確還是會內化父權的規訓，但這也依然是我們長期被教養下的經驗。如果能在生命經驗裡慢慢除魅，我想你就能愈來愈有自覺，知道如何指認當下自己的選擇。
我
這也呼應到男同志內部「1號0號」的角色分配。研究酷兒理論這幾年，我逐漸意識到，同性戀伴侶關係往往在無意間複製了異性戀模式——「1號0號」的劃分，本質上仍是在模擬一組保護與被保護的權力結構，父權的邏輯並未因為對象換成同性而消失，只是換了形式繼續運作。我以為我出走了父權，但我帶著父權的地圖在走。
訪後，她說
我後來在理解所有的性／性別展演時，經常被傅柯在《性史》的一句話給影響：
「任何性論述中，都包含權力、知識、享樂。」
這句話幾乎可以運用在我對於任何藝術形式的展演裡面。於是所有電影都一定會有其未竟之處，比如張藝謀的《紅高粱》被認為是中國第五代導演反抗傳統性別意識、壓抑性慾的開山之作，但它同時也能照見張藝謀作為文革後的第一代知識青年導演，其背後的權力位置。
而九兒一角同時可以是大膽、聰明、反叛的女人（她甚至在歸寧路上與轎子頭性愛），但她同時也可以是面對被迫嫁娶的新婚之夜感到恐懼的女人；張藝謀在《紅高粱》做的當然是對於社會／性別的解放，但電影依然難以遮掩其不斷漫溢出的男性中心人文思想。
可能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，之於生命經驗、電影藝術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複雜的交織性了，這也是很人性的東西。
後記
這場對話結束後，我意識到自己問的每一個問題，其實都是在問自己。問她BL，是在問我自己有沒有也用同一種凝視消費他人。問她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，是在問我自己那種陌生感從何而來。問她酷兒理論和女性主義是否有共同的敵人，是在問我自己有沒有真的走出那個只願凝視同類的舒適圈。
她說：「我不覺得你的生命經驗會被理論吃掉，你是從生命經驗中長出觀點，並把它寫出來，這不是課本上的說服，而是真實的存在。」
我想到那個要求我拿出論文的腐女讀者。她並沒有錯，但她可能不知道，有些生命經驗之所以還沒有論文，不是因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為它還沒有被命名。
而這或許也是我在這場對話裡最大的收穫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，我以為自己研究的是酷兒理論。後來才慢慢發現，我研究的很多時候其實是男同志文化。而文化不是理論，社群也不是理論。它們同樣會生產規訓、生產慾望、生產階級，也生產新的正常與新的邊緣。
女性主義帶給我最大的衝擊，不是告訴我答案，而是讓我開始懷疑那些我曾經深信不疑的觀看方式。
原來站在邊緣，不代表已經離開權力。原來逃離父權，不等於父權已經離開我們。理論永遠比生命經驗晚到。而理論抵達不了的地方，不代表那裡什麼都沒有。
它只是提醒我們：所有真正重要的改變，或許都始於同一件事——承認自己的位置，仍然值得被重新觀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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