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月驕傲月特備節目 · 凝視的轉換
從酷兒理論到女性主義
樹蔭使者 × 黃曦
我們都對彼此說了同一句話：我不是學院派。她說她不是學院派的女性主義者，我說我不是學院派的酷兒理論者。我們都是電影系畢業的。這個矛盾本身，後來成了整場對話最誠實的起點。
從情欲切入的女性主義
我
來台灣十年，我從一開始就在書寫男同志的處境。男同志族群幾乎習慣性地以情欲作為討論的入口——那是我們最先被准許談論自己的語言，可能也是最先學會的反抗語言。你接觸女性主義的契機，恰好也是從情欲切入的，是一堂粉紅電影的分析課。這條路徑和一般人想像的女性主義啟蒙很不一樣。你怎麼看？
黃曦
那是一堂色情片分析的課，分兩個面向：一個是電影裡的呈現，另一個是透過BDSM的展演方式讓你理解情欲的多樣性，並反推為什麼電影裡的視角多半是男性的。我後來鑽研日本粉紅電影，是因為我循著早期日本大師電影裡那種深層的不舒服感，找到了阿代一（Adai）的「青」的概念——法文說高潮是「小型死亡」，性與死亡是綁在一起的。人類最早在洞穴留下的畫作就有勃起的圖像，那時是沒有禁忌的。後來為什麼會有恥感？為什麼色情會被特別標籤為「粉紅」？我認為情欲是人的本質，但因為權力分配、宗教、勞動分工，產生了規訓與禁忌。禁忌引發了突破的愉悅。情欲代表在最接近死亡的高潮中，回頭定義人的存在位置。人透過藝術或情欲達到身體與精神的連貫，這能拒絕死亡
BL、腐女與凝視的政治
我
BL源自日本，我曾公開寫過，它在某種程度上有消費男同志的成分。之前腐女跟男同志在網路上吵架，男同志覺得被消費。但有個女性朋友跟我說，BL其實是部分女性拿回「凝視權」的方法。這句話說服了我。你怎麼看？
黃曦
你朋友的話是成立的，但有一個風險：女性主義者在做的究竟是拿回主體性，還是在同時佈置對男性的消費？有個歌劇叫《蝴蝶夫人》，後來被改編成電影《蝴蝶君》，把性別與國族的本質翻轉了。雖然藝術空間可以自由模仿、諷刺，但無法取代實際社會的權利關係。如果女性看BL是為了奪回主體性，卻建立在對男同志的優勢上，這會劃出新的階級。我們想反抗西方白人異性戀男性的跨權結構，卻轉向觀看另一群邊緣人，這是有問題的。
不熟悉的凝視——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
我
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是我學習用女性視角看電影的開始，也是一次困惑。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是失望的，直到幾年後在一場膠卷放映裡才意識到自己錯在哪裡——那不是電影的問題，是我的凝視出了問題。我後來拆解那種陌生感：我那麼深愛《因為愛你》，是因為導演也是男同志，他建構女同志情感的方式和我慣常的觀看位置接近。而《燃燒女子》的凝視是女性的、女導演的，我的身體對它是陌生的，我把那種陌生誤讀成了失望。我老師非常不喜歡這部片，認為它最後收束於古典主義——女主角的情感化作一幅畫掛進博物館，而博物館本身就是父權凝視的場域。但也有人說：你不能用主人的工具拆主人的房子。你怎麼看？
黃曦
如果用女性主義電影理論來看，這部片是失敗的。它建立在浪漫愛裡，而浪漫愛是父權社會綁定個體的產物。雖然片中幾乎沒有男性角色、主創多為女性，但它的想像仍是父權的。有人說畫家是女生就沒問題，但如果畫家是男同志或雙性戀呢？大家討論會完全不同。而且導演跟女主角當時是情侶關係，這層權力關係延伸到了片中。傳統第一、二波女性主義主張「去性化」，不能穿高跟鞋或洋裝；但第三波女性主義更重視「奪回慾望」。片中的畫畫行為，你可以解讀成傳統的觀看形式；也可以用第三波觀點，解讀成「我讓你畫我」，被畫者擁有主動性。這部片是個商業商品，必然要做平衡，不能單純說它全對或全錯。
《後座力》——情欲電影的外殼與核心
我
你提到粉紅電影跟BDSM有關。《後座力》是一部以BDSM文化為題材的男同志電影，在男同志族群裡頗受好評，但我幾乎不曾分享過它，因為我不喜歡。我老師從女性主義的立場認為，它太簡易地將BDSM的某些面向合理化，形同為特定暴力行為背書。但如果相關族群在電影裡找到了自己，後面的分析還重要嗎？
黃曦
很多BDSM創作容易符號化，看起來像追求快感，但BDSM的政治性在於「自願臣服」是否知情且同意。這需要框架，否則在大眾眼中只是奇觀。《後座力》可能拍出了外殼，卻沒拍出核心的嚴肅性。雖然群眾喜歡，但女性主義者的任務是批判。個人即政治，公眾更是政治。批判精神的本質是去看那些被簡化或客體化的訊息。
我
對，對我來說這部片就是在獵奇。BDSM成了男同志圈內的另一種變相獵奇。現在主流情欲敘事最後都收束在「愛」——像是拉斯馮提爾的《性愛成癮的女人》，那個約炮互助會裡，退出的朋友說了一句話：性的秘方是愛。《後座力》也是收在這種商業框架裡。
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的摩擦
我
我老師傾向第一、第二波女性主義，對後來酷兒理論的走向頗有保留。她說愛滋危機年代，女同志曾相對積極地為男同志發聲，但那段聯盟最終並不愉快。她認為，當代酷兒族群反而落入了另一種內部規訓——不談情欲是奇怪的，不扮演1號或0號的角色會受到嘲諷。酷兒理論本來是對「正常」的抵抗，最後卻生產出了另一套正常。而我發現，女性主義反而更包容。你怎麼看兩者之間的張力？
黃曦
認同自己是酷兒，不等於你在政治或美學上反對父權。同婚運動中，為了爭取大眾認同，常訴求「同志跟異性戀一樣正常」，這就把BDSM、跨性別、多邊關係者排除在外，建立了新的階級。女性主義本質是反對父權，兩者在對抗主流異性戀婚家制度時是盟友，但目標不一定完全相同。例如近年關於代理孕母或免術換證的爭議，女性主義者與酷兒群體就產生了對立，因為女性覺得權益被壓迫。
我
了解。並非女性就是女性主義者，也不是同志就是酷兒理論支持者。我也曾被這個困境逼到邊界——有一次在網路上，我與一個腐女讀者爭執「無性戀男同志是否存在」，一個浪漫傾向指向同性、但對任何人都沒有性吸引力的人，我身邊確實有這樣的朋友。對方立刻要我提供數據、理論和論文。那個當下我站在一個奇怪的位置上：一個用生命經驗說話的人，被要求用論文來證明那個經驗的合法性。如果這個身份在學術論述裡尚未被充分記錄，它就不存在嗎？
頭髮、審美與被規訓的慾望
我
說到理論如何回到生命經驗——男同志在擇偶時對外形的要求往往比異性戀市場更為嚴苛。男同志社群流行一套極短髮的審美標準，我偏好中短捲髮，甚至會刻意去燙，但在擇偶過程中屢屢因為這個遭到篩除。這讓我意識到，髮型長度本身也是一種規訓。更深的問題是：我一直以為自己在抵抗規訓，但在這裡，我既是規訓的受害者，也不自覺地內化了那個標準的邏輯。
黃曦
以前學校有髮禁，女生要留西瓜頭，男生要剪三分頭。頭髮在神話中，像梅杜莎，與性慾畫上等號，後來被女巫化。到了1920年代，短髮變成時髦與自由的象徵，現在則是精明幹練的形象。短髮從「規訓」變成「時尚」，它一直處於過度狀態。唐朝覺得胖是美，90年代追求骨感，現在接受自然健體。審美永遠回應著社會控制與體制。我不覺得你的生命經驗會被理論吃掉，你是從生命經驗中長出觀點，並把它寫出來，這不是課本上的說服，而是真實的存在。
我
這也呼應到男同志內部「1號0號」的角色分配。研究酷兒理論這幾年，我逐漸意識到，同性戀伴侶關係往往在無意間複製了異性戀模式——「1號0號」的劃分，本質上仍是在模擬一組保護與被保護的權力結構，父權的邏輯並未因為對象換成同性而消失，只是換了形式繼續運作。我以為我出走了父權，但我帶著父權的地圖在走。
十部電影，一條性別位置轉換的軌跡
我
我曾列過一份個人十大LGBT電影榜單。事後有讀者留言說，一看就是男同志選的——榜單裡六部男同志、兩部女同志、一部跨性別。那個評語沒有錯。但對我來說，那份榜單不只是一份口味清單，而是一條性別位置轉換的軌跡。榜單裡的男同志作品幾乎都是早期的、帶著某種悲壯情懷的電影，《斷背山》是其中最有重量的一部。近十年進入我生命的，是《因為愛你》和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，它們現在排在我心裡的第一和第二。我以前是一個困在男同志觀看框架裡的人，那時的同志電影清單裡，沒有任何女同志作品。我想問你一個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：酷兒理論和女性主義，它們對抗的是同一個敵人嗎？
黃曦
很複雜。
訪後，她說
訪談後，黃曦發來一段文字補充。她說，這幾年在理解所有性與性別的展演時，她經常被傅柯《性史》裡的一句話所錨定：
「任何性論述中，都包含權力、知識、享樂。」
她說這句話幾乎可以套用在她對任何藝術形式的理解上。所有電影都有其未竟之處——以張藝謀的《紅高粱》為例，它被視為中國第五代導演反抗傳統性別意識與壓抑性慾的開山之作，但同時也照見了張藝謀作為文革後第一代知識青年導演的權力位置。九兒這個角色，可以是大膽、聰明、反叛的女人（她甚至在歸寧途中與轎夫發生性關係），但也可以是對被迫出嫁的新婚之夜感到恐懼的女人。張藝謀在《紅高粱》試圖完成一次性別與社會的解放，但電影始終無法掩蓋其漫溢出的男性中心人文思想。
女性主義與酷兒理論之於生命經驗、電影藝術，最有趣的地方，或許正是它們複雜的交織性——而那也是最人性的東西。
她在信末附上幾部她很喜歡的電影：
① 香妲．艾克曼（Chantal Akerman）《我你他她》（Je, Tu, Il, Elle，1974）
② 香妲．艾克曼（Chantal Akerman）《1960年代末一名布魯塞爾少女的肖像》（Portrait d'une jeune fille de la fin des années 60 à Bruxelles，1994）
③ 芭芭拉．漢默爾（Barbara Hammer）《女性儀式》（Women's Rites, or 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，1974）
④ 芭芭拉．漢默爾（Barbara Hammer）《多重高潮》（Multiple Orgasm，1976）
⑤ 田中絹代《永恆的乳房》（乳房よ永遠なれ，1955）
後記
這場對話結束後，我意識到自己問的每一個問題，其實都是在問自己。問她BL，是在問我自己有沒有在用同一種凝視消費他人。問她《燃燒女子的畫像》，是在問我自己那種陌生感從何而來。問她酷兒理論和女性主義是否有共同的敵人，是在問我自己有沒有真的走出那個只願凝視同類的舒適圈。
她說：「我不覺得你的生命經驗會被理論吃掉，你是從生命經驗中長出觀點，並把它寫出來，這不是課本上的說服，而是真實的存在。」
我想到那個要求我拿出論文的腐女讀者。她並沒有錯，但她可能不知道，有些生命經驗之所以還沒有論文，不是因為它不存在，而是因為它還沒有被命名。理論永遠比生命經驗晚到。
理論抵達不了的地方，不代表那裡什麼都沒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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